今年以来，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消费品购新补贴政策，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让实惠和便利更好触及消费者，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图为4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一家商场内，市民在选购手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形势下，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辩证关系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生产活动实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量，而总需求则是指在同一时期内由社会用于投资或消费的支出所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如果总供给长期大于或小于总需求，会导致资源浪费或资源短缺，进而引发经济失衡甚至剧烈波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需平衡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应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实践创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亟需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协同，破解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畅通国民经济整体循环。
供给创造需求与需求牵引供给的互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供给与需求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强调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体现为“双向适配”机制，供给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而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则引导供给结构优化。从再生产过程看，供给侧的技术变革通过“创造性破坏”开辟新需求空间，典型案例是智能手机产业催生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形成万亿级市场。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则倒逼供给质量提升。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数量均衡，而是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决定经济发展质量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把握其动态平衡规律。
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动态平衡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发展螺旋式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二是相互转化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印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规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三是制度依存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供给体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
当前国际经验表明，供需两侧的协同已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中国经济动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强调通过制度创新提升供给质量；而需求侧管理则注重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激发消费潜力。这种双向调节机制，既克服了片面强调减税和去监管的局限，也避免了过度依赖需求刺激的弊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些实践启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打破“供给决定论”或“需求决定论”的单向思维，在供需动态平衡中释放增长潜能。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需结构失衡的矛盾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卡点堵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立足新发展阶段，需要系统剖析供需矛盾的形成机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实践证明，破解供需结构失衡矛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供需适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
构建供需动态平衡的实践路径与制度保障
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等多重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持续调适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在创新驱动中培育竞争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互动。
坚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着力构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制度完备”的高质量供给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链条创新生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集中突破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雁阵发展格局。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土地要素交易平台，推行数据要素“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系统性改革，完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激励机制，打造规范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枢纽。建立产能动态调节机制，对产能利用率低于70%的行业实施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着力构建“消费牵引、投资优化、分配协调”的内需发展新格局。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健全工资合理增长和企业薪酬调查制度，通过农村“三块地”改革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力争中等收入群体突破6亿人。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创新慈善信托、社会企业等公益模式，构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强公平、三次分配显温度”的分配制度。开展消费提质扩容行动，培育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平台经济等消费集群。实施“东数西算”国家枢纽工程，系统推进5G基站、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投资效能管理，建立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估机制，推动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智慧化供需适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数据驱动、智能匹配、规则完善”的数字化发展新范式。建设国家统一大市场数据中枢，归集13个重点领域全链条数据资源，构建实时化供需匹配指数体系。杭州“城市大脑”实践表明，数据共享可提升供需对接效率37%。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推动个性化定制模式占比提升。完善数字治理制度框架，制定《数据要素流通管理办法》，在特定地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构建“数据主权明确、流通规范有序、安全可管可控”的治理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强基工程，重点突破智能算法、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建设国家级大数据安全靶场，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屏障。
创新政策协同机制，构建动态平衡治理体系。完善“跨周期调节、多维度协同、全链条管控”的宏观经济治理框架，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调控”体系，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深化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在长三角等区域试点产业链供需平衡指数，建立跨省市产能调配补偿基金，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协同格局。健全产业链全链条安全监测体系，动态监测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的产能利用率，建立战略性资源“产供储销”全链条预警机制，强化预期引导能力建设，完善政策解读制度，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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