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上午9时，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因患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与上海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人一城关系。我在《孙中山与上海》书中综述孙中山一生与上海关系时，提到“大概而论”是分为三个时段、四处寓所。之所以会模糊处理，是因为护国运动时返回上海的孙中山，人身安全不能保证，随时可能被袁世凯政府捕杀，故而绝少有人知其真实行踪。由于属于秘密斗争的性质，存世文献不多，孙中山不顾一切，选择上海为基地策划讨袁行动，也是他一生被书写不多的历史篇章。
1916年5月27日，秘密潜返的孙中山用英文写信给美籍银行家、革命友人戴德律（James Deitrick），请其赞助“金元五百万”，所留的回复地址是“Waicy, Shanghai”。因为联络是绝密的，孙中山特别嘱咐戴德律，回信时要用两个信封，外面一个信封写“Monsieur Y. Waicy, 55 Yang King Pang, French Concession, Shanghai”，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信是给孙本人的。
Waicy是谁？他是确有其人，还是一个暗号密语？若是真实存在的人，他与孙中山、宋庆龄到底什么关系？他在中国革命浪潮中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疑问亟待后人解答。
一、Waicy是否真有其人？
因为缺少得力助手，孙中山急召宋庆龄渡海返沪。就在宋庆龄抵达的前一日，陈其美被数名歹徒近距离枪杀在法新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山田纯三郎上海家中。孙中山刚刚拭去痛失革命股肱的泪水，亲自前往码头迎接新婚妻子，两人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受宋庆龄生前委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用十年时间完成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在“为了维护共和”一章篇首即写到了“Waicy”。不过，爱泼斯坦错将“Waicy”看作“Woicy”，并认为无论“Waicy”“Woicy”，都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所用的假名。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中指出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错误，书中正文写道“孙中山偕宋庆龄居住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西路）55号Y. Waicy先生处”。结合其他文献，又在注释中明确表示：“孙、宋当时借用了他俩隐居处主人Waicy的姓名和地址对外联络，来函则由Waicy转交。”紧接着，年谱又收录《宋庆龄书信集》一则史料：“宋庆龄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孙逸仙和我住在Wai Yuk的办公室里，Wai Yuk是当年一家法文日报《中国回声》的编辑。当然我们不能出去，也不能探望同志们，但我穿上西式服装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办事。”那么，宋庆龄笔下的“Wai Yuk”就是孙中山信中的“Y.Waicy”吗？盛永华如此以为，不过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考释。
根据《字林西报行名录》（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记载，洋泾浜外滩（后因为填浜筑路，更名为爱多亚路）55-56号有多家机构入驻，其中一家为知名的法文日报馆《中法新汇报》（“Echo de Chine, L’”）。该报创刊于1897年7月1日，是近代法国人在我国办的为时最长的一份法文报纸，被视为“在华法文报纸之领袖”、“法国机关报中最有力的”报纸，于1927年6月10日突然宣布停刊，存世长达30年。1916年，该报馆有一名编辑，名为“Waicy W.”，次年1月升职为总编辑（Editor in Chief）。
“Waicy W.”与孙中山、宋庆龄所言的“Waicy”是同一人吗？笔者长久不能确认。直到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政治部（即特务股，前身情报办公室）档案中，寻得一份针对“Wai Yu Zia”的通缉令，才使得真相大白于天下。1917年2月27日，法租界巡捕房发给公共租界警务处一份协查文件中，将调查结果与之共享——“韦玉泉（Wai Yu Zia），别名Waicy，粤籍人士。韦玉泉因法租界警方签发的逮捕令被通缉。此人曾在法国接受教育，并曾任《中法新汇报》职员。自本月10日起未在上海出现。”
“韦玉的通缉令”，Reports Made 1916-1929 - Wai Yu Zia，in Records of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1894-1945.，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至此，笔者可以确认， Waicy中文名韦玉，又称韦玉泉，有Waicy Y., Waicy W., Wai Yuk, Y.C. Wai, Wai Yu Zia多个外文化名，常被错译为韦玉再、韦玉克等，广东顺德人，不但有其人，且文采飞扬，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与孙中山过从甚密，二次革命惨败后的1913年11月，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前往法国巴黎，“结交了许多法国的大人物，穿梭于各部长、参议员、众议员、金融家和学者之间，经常被邀请去各大俱乐部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这让法国人对中国的处境都表示同情，并对袁世凯愈发厌恶，同时更加敬重孙中山。1915年他回到中国革命党位于日本东京的总部，1916年复返法国，后秘密返回中国，就任于上海《中法新汇报》。1916年5月1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亲自领导上海的起义行动，但在“策电”舰事败、陈其美暴亡后，自己处于命悬一线的绝境。韦玉在中法新汇报馆的办公室成了孙中山、宋庆龄的临时避难之所，直到袁世凯6月6日羞愤病故，安全局势缓解后才搬出。
二、韦玉成了上海租界通缉的要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与民主共和制度，百折不挠，积极重组革命力量，于1914年创建中华革命党，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展开激烈斗争，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然而，目前学界对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活动，尤其是1916年潜返上海后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献散佚与收集的难度很高，限制了学术探讨的深度与广度。
韦玉是中下层中华革命党员的一个典型代表，史料零散且很难辨识，已有研究几近于无。敌人——原本追查革命党活动的外国租界特务书写的情报档案，几经流转，遗存至今，此时成了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活动的重要凭借。有关韦玉的通缉令只有一则，却成为了解他最鲜活的史料。
韦玉的母亲是法国人，名叫玛利奥利维亚；父亲是顺德县人，名韦坤。韦玉是混血儿，样子像外国人，混名“番鬼仔”。这样一名混血儿在中国别处可能特别受人瞩目，但在华洋杂处的上海却并不少见，如鱼得水。1912年，上海创办英文《民国西报》。1913年，《民国西报》每天加法文社论一篇，韦玉被添聘为副主笔，专写法文社论，向当时法租界当局宣传革命党人的主张，揭露袁世凯政府种种恶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民国西报》停刊。
韦玉受聘于《中法新汇报》后，明显影响到了该报的政治立场。1915年11月24日，主编雷墨尔（M. Lemiere）写了一篇题为《君主专制的麻烦》的文章，正式表明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应。文章采用“开天窗”的办法，只有二段便没了下文，栏目空白，次日续之，全文载完。随后不久，1916年1月19日，该报发了一篇只见标题不见内容的《在帝位上》的文章。翌日，全文方在前日空白处刊出，讥讽了袁世凯称帝这一倒退历史的做法。如此写法，如此编辑法，并非报纸版面富余，栏目宽松。仔细琢磨再三，发现这两篇言论写作、编辑用心之良苦，其绝妙的地方就昭然若揭了。
韦玉并非文弱书生，只会以笔为枪与袁世凯政府斗争。印度独立运动的革命者阿博尼·纳特·慕克吉（Aboni Nath Mukherji）在新加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后，交代了他与韦玉1915年9月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往事。
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印度革命党人塔库尔（Thakur）向慕克吉表示：如果能找到一个安全存放的地方，他们可以轻松从上海的德国人手中获取一批左轮手枪。慕克吉立即表示，自己有一位可靠的朋友，名叫韦玉，他可以暂时保管这批武器，直到转移到其他地方。于是，双方同意将这批左轮手枪交到韦玉手中。
慕克吉之所以相信韦玉，是因为他知道韦玉是孙中山的挚友，且从韦的言谈中看出，他对印度人抱有同情，相信他不会拒绝帮忙保管这些左轮手枪。后来事情发展，果然如慕克吉所料，韦玉对于印度革命同志的要求，来者不拒。韦玉拿着慕克吉给他的塔库尔的地址，与之接头，并落实好了保存这批武器的所有细节。据慕克吉的供词，虽然他并未亲眼所见，但韦玉告诉他，共有50支左轮手枪，被保存在上海美泰药房（Mai Tah Dispensary）之中。塔库尔甚至明确表示，若有需要，韦玉可以自行使用这批军火。
此外，当塔库尔问询韦玉，能否提供一位可靠的中国助手前往印度，帮助开展独立运动时，韦玉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保存好这批左轮手枪后，韦玉寄函给慕克吉，任命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并预先支付给了他90英镑作为经费。
韦玉的革命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外国租界警方的特别注意。在法租界巡捕出动逮捕他之前，韦玉或已使用了化名，搭乘“千代丸”或“汕头丸”轮船前往日本；另有“千代丸”船员提供的线索，一位名为“Mr. Wai Cy”的疑似男子曾试图登船，最终可能搭乘1917年2月10日离沪的“热田丸”，前往香港。
三、送别孙中山最后一程的人
袁世凯帝制覆灭后，总统黎元洪试图维持北京的共和政体的门面，努力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及被解散的国会。孙中山则在上海思虑《民权初步》一书，暂与政争保持着一定距离。控制北京政府的武人们最终权斗不止，导致约法失效、国会解散、内战连连，甚至闹出了张勋复辟的笑话。帝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辟，让孙中山彻底陷入震怒之中。1917年7月6日，他再次乘上了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与一百余名拥护自己护法主张的国会议员组成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决心“根治元凶，恢复约法”。
韦玉自从摆脱了上海租界巡捕的围捕后，一时间也从中国政治史的记录中不见了。据笔者管见，王东原在《浮生简述》的一处记录提到了“韦博士”： 1921年春夏之交“应法国那世宝通讯社登报招聘记者之试，一试获取，但须至社先作一周试用，每日为一读报工作，即将北京每日发行之报纸及其他刊物，翻阅一遍，其有涉及法国之言论叙述，甚至一鳞半爪，以红色铅笔加以标记，并揭示其大意，送至韦博士处”。这里的韦博士应就是韦玉，他在北京重新做起了报人，在“那世宝”（即北京法文新闻报社）中服务。1923年3月29日，韦玉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同年8月，孙中山颁令，“着会计司每月发给北京法文报津贴大洋一百五十元。由本月起发，交韦玉手汇去”。可见，不仅韦玉重回孙中山的革命阵营，连同他在北京的老东家也随即成为掀起国民革命浪潮的一员。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后不久，受革命思潮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的军阀曹锟，迫使其直系主将吴佩孚从与奉系决战的前线逃走，一时间控制京津一带，将其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混沌之中，中国出现了一丝和平统一的曙光。北京政变发生后，孙中山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接受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人邀请，开启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谋求中国和平统一的“行程”。
与孙中山北上同行的一众人当中，就有他的法文秘书韦玉。这次行程并没有直捣黄龙，而在反复考量下，孙中山最终选择“借道”，分别在上海、日本等地停留。孙中山此时的心情想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着单骑赴会的偌大决心，另一方面又有必将功败垂成的不好预感。为使在政治上更加主动，他在未动身前，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欲推倒军阀及其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第三次北上的政治目的和革命主张，全然袒露心迹于国民面前。如此可见，孙中山此行绝非只是一段普通“旅程”，更是革命宣传之旅。11月20日，冯玉祥再次电促孙中山赴京。孙中山命马伯援偕邵元冲、韦玉等人先遣，经烟台赴天津，准备一切。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大沽口，但此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腹痛不止，甚至多日不能言语。孙中山因病滞留天津许久，各方谣言纷起，加之张作霖等人的反复催促，12月15日他再派韦玉等人先行赴京，向段祺瑞执政府答谢盛意，并交换意见。是月底，孙中山终于可以扶病抵京，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激烈的政治斗争，加重了他的病情，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次日，铁狮子胡同行馆的同人在大客厅集合，决定组织治丧处，以经纪后续事宜，分设秘书股、事务股、招待股三支。韦玉被分配至招待股中，该股主任为李烈钧。3月17日，段祺瑞执政府终于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19日头七，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移灵时送葬者逾12万人，韦玉在引导护柩人之列，执左绋带。沿途有民众高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结束的话
孙中山病逝后，韦玉再也没有进入中国政治核心层，历任当时的广州市审计处长、外交部宣传局长、代理国民政府委派外交部驻广东交涉员、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文教授等职，甚至后来又办起了他熟悉的报刊——在上海主持法文《中国国民杂志》，晚年在租界中度过，病重后转至香港调理，终于1937年5月12日逝世，享年53岁。
很快，韦玉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被人熟知。但宋庆龄却一直忘不了1916年夏天，韦玉于危难之际给予她与孙中山的那份恩情。40年后，宋庆龄给黎照寰的信中，提及“我们从日本回来后住《中法新汇报》报馆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是那个编辑自己的屋子”。今天上海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还收藏有两件1964年宋庆龄手书的便笺。其中一件纸张已泛黄，她用铅笔写着：“1915年孙先生从日本东京暗暗到上海。他住在法国报馆（L’echo chine）楼上总编辑的房间里。”“这报馆是在从前的爱多亚路。”另一件纸张上用蓝色钢笔写道：“冯道生的丈夫即韦玉先生，是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此报即‘L'echo chine’，在八仙桥的。”这两件便笺跟韦玉夫人冯道生的去世有关，宋庆龄于1964年7月29日汇款100元给广州冯道生的侄子，作为冯老太太的医疗和安葬的费用。据悉，冯道生一直保存着当年孙中山、宋庆龄睡过的床。1972年12月29日，宋庆龄又有回忆道：“因为我负责所有的密电码，我被召回上海，孙逸仙和我住在韦玉的办公室里……”
“宋庆龄手书关于孙中山史实的便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参见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宋庆龄手书关于韦玉先生身份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参见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之际，寻找韦玉，讲述他的故事，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需要像韦玉这样千千万万甘愿赴死的志士坚守，革命精神才能如燎原之火，改变中国，实现现代转型。孙中山、宋庆龄与韦玉夫妇这段跨越生死的革命情谊，不仅是个人肝胆相照的见证，更映射出中国民主革命玉汝于成、复杂多维的历史图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