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人生中的最后一份职业是担任海关关税员。他倡导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但有两种关税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是防御性关税：如果某些行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军工产业），适当的关税保护是合理的；另一种则是报复性关税：如果外国对本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本国可以采取对等的关税措施，以促使对方降低壁垒。
这种指引性理论影响了过去数百年西方国家使用关税作为武器的正当性。在全球化过去百年的光影交错中，关税是一柄双刃剑，作为治国重器，既是国家护卫经济的壁垒，也是点燃冲突的火星。
仅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重创全球贸易的大规模关税战就已发生过四次：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毁灭性序曲，到1962年美欧鸡肉战争的荒诞插曲，再到1985年美日贸易战的金融暗战、1999年美欧香蕉与钢铁的零星对决。毫无疑问，从2018年缠斗至今的中美贸易战并在过去数天发酵为全球性的贸易战将会是第五次，也很可能会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耕耘于各行各业的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命运也可能就此改写。
所有大规模关税战的来龙去脉、跌宕起伏都各有不同，每一场都以不一样的方式撕裂了全球经济肌理。
这些关税战因何而起？它们又如何重塑世界？聪明的投资者如何在风暴中觅得生路？本文希望深入追溯这五次关税大战的曲折历程，剖析其多维度影响，并展望最新一轮博弈的未知前景。
壹
毁灭性开端
1930年6月17日，华盛顿的夏日午后，美国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在白宫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1920年代的38%猛增至59.1%，创下美国关税史上的最高纪录。
这并非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恐慌性反击。那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华尔街股市崩盘，市值蒸发140亿美元，标普指数从31点跌至21点，跌幅32%。
工业生产在随后一年萎缩27%，匹兹堡的钢铁厂烟囱熄火，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停摆。小麦价格从每英斗1.30美元暴跌至0.60美元，堪萨斯州的农场主焚烧庄稼以示绝望。
就是在此境地下，一名名为里德·斯姆特的参议员和一名名为威利斯·霍利的众议员被愤怒的选民推上风口浪尖，这两位议员向选民承诺将以高关税“锁住繁荣”，他们发起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并最终获得胡佛签署成为法律。
戏剧性的是，法案通过前夕，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警告“贸易壁垒将引火烧身”，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纽约时报》撰文哀叹：“这将是灾难的开端。”胡佛却不为所动，他在签署时宣称：“这是重建信心的第一步。”历史证明，这一步迈向了深渊，被广泛认为是二战后那场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开始。
在美国关税法案公布后，全球报复如暴风雨般袭来。加拿大时任总理理查德·贝内特在渥太华召开紧急会议，怒斥美国“背信弃义”，两天后对美国鸡蛋、木材、小麦等16类商品加征30%-50%关税，涉及金额2亿美元。英国1932年通过《进口关税法》，对美国机械、纺织品征收20%关税，伦敦码头工人焚烧美国棉花以示抗议。法国则将汽车关税提高至45%，巴黎街头爆发游行，示威者砸毁福特汽车并高喊“美国佬滚出去”。
到1933年，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骤降至120亿美元，萎缩66%。美国出口额从52亿美元跌至16亿美元，进口额从44亿美元降至12亿美元，贸易逆差几乎归零。
当然，代价同样沉重，美国国内经济经济几乎瘫痪：失业率飙升至25%，1300万美国人失去生计，通胀率转为-10.3%的恶性通缩，银行倒闭潮吞噬了9000家机构，存款蒸发70亿美元。
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2年竞选期间，胡佛在底特律演讲时仍坚称“繁荣即将来临”，台下饥民却向他投掷烂苹果，最终他以压倒性劣势败给罗斯福。
投资者在这场浩劫中挣扎求生。黄金成为避险之王，价格从1930年的每盎司20.67美元升至1933年的26.33美元（美元脱离金本位前），涨幅27%。一位名为托马斯·拉蒙特的银行家通过囤积黄金和英镑获利数百万美元，他曾得意地说：“混乱是财富的摇篮。”，这位银行家后来成为重组后的摩根大通的董事会主席。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3%跌至2.7%，为谨慎者提供微薄但稳定的回报。肯尼迪家族第二代成员约瑟夫·P·肯尼迪则上演投机传奇，他在1930年代初以每桶5美元购入威士忌库存，1933年禁酒令解除后以每桶15美元抛售，净赚500万美元，奠定了家族财富基石。
企业界却哀鸿遍野。通用汽车因出口锐减，1930年利润从2.5亿美元跌至1932年的800万美元，股价从73美元跌至8美元，缩水89%；伯利恒钢铁公司裁员60%，1932年亏损2000万美元，濒临破产。
华尔街一位经纪人在后来回忆：“每天清晨，交易所像墓地，只有恐惧在交易。”斯姆特-霍利的教训刻骨铭心：关税战不仅是经济的较量，更是信心的崩塌——在这废墟中，只有最敏捷者得以幸存。
贰
荒诞的鸡肉战争
1962年10月，世界屏息关注古巴导弹危机时，一场看似荒诞的贸易战安静上演。但这一次的贸易战是欧洲先动手，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欧盟前身）为保护本地农业，对美国鸡肉征收每磅13美分的关税，占当时价格的25%，令美国禽肉出口商损失约2600万美元。
这并非无端挑衅，而是“二战”后欧洲重建的缩影——法国和德国的农场主抱怨美国廉价鸡肉“淹没市场”，布鲁塞尔于是遂祭出关税壁垒。
华盛顿怒不可遏，但肯尼迪政府内部爆发激烈争吵。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威胁辞职，声称“这是对美国农民的背叛”；商务部长卢瑟·霍奇斯则要求报复。
1962年12月4日，美国宣布对欧洲大众汽车、法国白兰地、荷兰土豆加征25%关税，涉及金额与鸡肉损失持平。最具笑料的一幕发生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贸易代表团展示一只冻鸡，戏称“它比导弹更危险”。
冲突迅速升温。美国鸡肉对欧出口从1961年的4500万美元跌至1963年的2000万美元，降幅55%，阿肯色州的禽肉厂裁员20%。
而欧洲的大众汽车对美销量在1963年初下滑10%，从22万辆降至20万辆，德国沃尔夫斯堡工厂被迫减产。法国白兰地出口额缩水15%，波尔多酒商在码头焚烧美国国旗，高喊“让肯尼迪喝他的可乐去吧！”
总体而言，这场“鸡肉战争”的经济影响有限。全球贸易额1962年为1350亿美元，仅小幅波动，损失不过数亿美元。美国通胀率维持在1.2%，失业率从6.7%降至5.5%，经济仍在战后繁荣轨道上。欧洲通胀略升至2%，德国工业生产增长5%。
1963年7月，经过三轮谈判，欧洲经济共同体将鸡肉关税降至10美分，美国撤销报复措施。在谈判桌上，美国代表团带来一盘烤鸡，戏称“和平的象征”，德国代表则回赠一瓶莱茵白酒，气氛戏剧性地缓和。
那一次，投资者几乎未受波及。1962年，道琼斯指数从年初的731点跌至6月的535点，跌幅27%，但这归因于肯尼迪的股市监管改革，而非关税战。
到1963年底，指数回升至767点，涨幅15%。大众汽车股价仅跌5%，从115美元回升至110美元。福特汽车1962年收入增长8%，至83亿美元，利润达4.3亿美元，股价涨至52美元；通用电气因家电热销，股价上涨12%，至85美元。
华尔街一位交易员回忆：“鸡肉战？我们忙着数导弹，谁管那几只鸡。”投资者继续押注战后红利，建筑业增长6%，汽车销量突破800万辆，消费品如电视机销量激增20%。
鸡肉战争证明，小规模关税冲突不过是全球化洪流中的涟漪，聪明人懂得过滤噪音，追逐长期繁荣。
叁
美日贸易战：货币屠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迅猛崛起如一颗耀眼明星，很大程度上刺痛了美国的神经，如21世纪的中国一样让当时的美国嗅到了威胁。
1985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高达496亿美元，占美国总逆差的40%。丰田汽车在美国销量从1980年的58万辆激增至1985年的100万辆，市场份额从9%升至15%，底特律的工会领袖在街头焚烧日本车标，高喊“夺回美国”。索尼彩电和松下录像机席卷美国家庭，1985年日本电子产品占美国市场的30%。
里根政府怒火中烧，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后来回忆，1983年春，一场白宫会议上，商务部长马尔科姆·巴尔德里奇摔碎一台日本收音机，咆哮着“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同年，美国决定对日本摩托车加征45%关税，涉及5000万美元；1987年，其进一步对半导体加征100%关税，涉及3亿美元。
双方剑拔弩张，直至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在纽约广场酒店秘密签署，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彻夜谈判，最终逼迫日元升值，汇率从238：1飙升至1987年的128：1，升值86%。
日本试图反击，却步步退让。1986年，丰田、本田接受“自愿出口限制”，将对美汽车出口限额定为230万辆/年，利润缩水10%。半导体巨头东芝裁员10%，1987年亏损1.5亿美元，股价从700日元跌至550日元。
关税战的真正后果在金融领域显现。日元升值推高资产价格，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万点狂飙至1989年的3.89万点，涨幅199%；东京银座地价翻三倍，每平方米高达20万美元，地产商高呼“日本无敌”。
然而，这种疯狂的泡沫在1990年破裂，日经指数跌至2万点，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1990-1995年GDP年均增长仅0.5%。美国经济受创较轻，1987年通胀率升至4.4%，失业率从7.2%降至5.5%，出口额增长2%，至2500亿美元，但贸易逆差仍高达1700亿美元。
投资者在这场博弈中大放异彩。日本股市热潮吸引全球资本，1985-1989年，外资流入500亿美元，三菱地产市值翻倍至300亿美元。乔治·索罗斯嗅到泡沫气息，在1989年12月抛售日本股票，转投美国科技股，1990年获利20%，他曾戏称：“泡沫是投机者的盛宴。”英特尔因关税保护受益，1987-1990年收入从19亿美元升至39亿美元，股价从23美元升至40美元，涨幅74%。
反之，日本东芝却因出口受限和泡沫破裂受创，股价从1989年的900日元跌至1992年的400日元，缩水55%。被后来人记住的一幕发生在1989年东京股市巅峰，一名交易员在电视上高喊：“我们是世界之王！”三个月后，他因破产跳楼。
美日贸易战揭示，关税只是前奏，货币与资本的暗战才是主战场——洞悉者方能胜出。
肆
香蕉与钢铁：美欧的零星交锋
1999年，美国与欧盟因香蕉贸易爆发激烈争吵。
欧盟偏袒加勒比地区香蕉，限制美国公司奇基塔和都乐的市场准入，造成对方损失约3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怒斥欧盟“虚伪”，1999年3月，美国决定对意大利羊绒衫、法国奶酪、英国饼干加征100%关税，涉及3.2亿美元。
受伤的总是农民，意大利农民在罗马街头焚烧美国国旗，高喊“香蕉帝国滚出去”；巴黎的奶酪商则将美国可乐倒入塞纳河。
2002年，被激怒的小布什政府再掀波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钢材加征30%关税，涉及20亿美元。欧盟反击，对美国哈雷摩托车、佛罗里达橙汁、肯塔基威士忌加征25%关税。
布鲁塞尔一位官员讽刺：“看来美国的钢铁比我们的奶酪更珍贵。”在2002年日内瓦的WTO会议上，欧盟代表摔出一块美国钢板，质问：“这威胁了谁的安全？”
这一次的关税大战对经济的影响有限。1999年，奇基塔利润下滑15%，从1.2亿美元跌至1亿美元，股价从12美元跌至10美元；全球贸易额增长4.5%，达7.9万亿美元。2002年，钢铁关税推高美国钢价10%，建筑成本涨5%，但通胀率仅升至1.6%，失业率维持5.8%。
欧盟钢企安赛乐米塔尔利润缩水5%，股价跌至22欧元；哈雷摩托车销量跌8%，股价从50美元跌至45美元。双方在WTO激烈交锋，2003年欧盟胜诉，美国被迫撤销钢铁关税。全球贸易额在1999-2002年间年均增长4%，损失不过数十亿美元。
投资者则波澜不惊。1999年，纳斯达克因科技热潮飙升85.6%，从2200点升至4100点，微软股价涨至58美元。2002年，标普500下跌22%，但主因是互联网泡沫破裂。
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18美元升至25美元，涨幅38%；亚马逊从6美元升至2005年的40美元，谷歌2004年IPO首年涨80%。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戏称：“香蕉和钢铁？不过是午餐时的谈资。”
伍
2025年篇章：乱世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决定对所有国家大幅加征关税——这是其“美国优先”政策的激进升级，他以史所未见的激进方式试图对全球贸易秩序重新洗牌，而全球投资者似乎几乎对此毫无准备。
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都在努力试图弄清特朗普霸凌式的关税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这已经使美国进口税率升至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并且没有任何放缓迹象。
显然，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关税政策的延续。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301条款备忘录，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当时的反击是对美国大豆、汽车、波音飞机加征25%关税，涉及600亿美元。
2019年，关税战升级，美国清单扩至2500亿美元，中国反击1100亿美元商品。
全球供应链震颤，IMF估计，2018-2020年全球GDP损失7000亿美元。美国CPI涨0.5%，电视机价格涨10%，失业率维持3.7%。中国对美出口从5060亿美元跌至4180亿美元，降幅17%
投资者如履薄冰。2018年，标普500跌4.4%，沪深300暴跌25%。苹果因供应链成本激增，股价从232美元跌至157美元，市值蒸发3000亿美元。黄金价格从1200美元升至2020年的1900美元，涨幅58%。
那一次，越南成为意外的获益者。该国股市上涨40%，海防港吞吐量增长20%，纺织业出口增15%。
桥水基金的雷·达利欧减持中美资产，转投印度，2020年收益率12%。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中国承诺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标普500反弹至3300点。
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来。4月2日，他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还将在数日之后进一步对其他国家征收更高的所谓“对等关税”。两个贸易伙伴欧盟和中国则分别被征收20%和34%的关税。
特朗普称这是美国所谓的“解放日”，但这一宣布震惊了全世界，并引发了全球贸易战的担忧。中国4月4日迅速发起反击，拟对美国能源、农产品加征对等关税；欧盟则威胁对苹果、微软产品加征20%关税。
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引发全球抛售。美股连续两日重挫，英伟达、苹果公司等科技“七雄”的市值在一个交易日内蒸发了1.03万亿美元，创下纪录。第二天，科技股继续下跌，“七雄”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蒸发了逾1.8万亿美元。
道指与纳指都从高点下跌20%以上，进入技术性熊市，而亚太很多国家股指出发熔断，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
日本首相石破茂就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表示：对于日本来说如同国难。同一天，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下跌。但有时候你必须吃药才能治病。”
无论如何，风暴已至。而这一次，无人知晓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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